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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用“黨的性質理論”這個特定概念,并從這個角度切入,以比較研究的方法,系統地探討中國共產黨人對黨的性質理論的探索與發展,認為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是等人對黨的性質理論的第一次重大發展;把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鄧小平等人對黨的性質理論的第二次重大發展;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對黨的性質理論的第三次重大發展。

關鍵詞鄧小平黨的性質理論

以、鄧小平、為杰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共產黨長期的自身建設過程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繼承前人,突破陳規,不僅從實踐上成功地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工人階級政黨,而且從理論上對怎樣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作出了許多寶貴的探索和重大的貢獻,從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關于黨的性質理論。

一、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是等人對黨的性質理論的獨創性探索與貢獻,它成功地突破了傳統黨建理論關于黨的組織基礎范疇,在吸收大量農民小資產階級分子進入黨內之后,有效地解決了由此而產生的無產階級思想與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使黨的性質理論得到第一次重大發展。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黨的性質問題上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對于怎樣確保黨的工人階級性質,他們有不同的理論著重點,但要求工人成分占據黨內的主體地位,以工人成分為黨的組織基礎,則是他們共同的特點。這無疑是由他們所處的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歐洲環境所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其執政之前生存發展和戰斗的客觀環境完全不同于歐洲。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工業不發達,工人階級雖然有強烈的革命要求并且特別能戰斗,但畢竟人數少、隊伍小、文化低,如果不顧國情照搬歐洲的建黨經驗與模式？？？必須使工人成分占據黨內絕大多數,并成為黨的深厚的組織基礎,在當時的中國根本無法建立一個廣大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共產黨不重視吸收工人入黨,黨在成立之后不久,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曾經積極主動地培養和吸收了不少工人入黨。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黨在城市無法立足,被迫實行工作重點的轉移？？？由城市轉向農村,從根本上打斷了這一努力的進程。

面對兇惡的國民黨反動派,遠離工人集結的環境,身處全新而又艱苦落后的農村,為了解決“黨源”問題,等黨的領袖們不得不打破常規,不拘一格,創造性地吸收大量農民小資產階級分子進入黨內,于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大“景觀”:工人階級的政黨主體成分卻是農民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在農民小資產階級成分大量進入黨內,給黨帶來新鮮血液的同時,也給黨帶來了他們的思想意識和作風,這些思想意識和作風總是要頑強地表現出來,并且力圖按照他們的思想意識來要求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從自己的需要,這樣,他們與黨就產生了重大矛盾。盡管這種矛盾的本質只是思想矛盾,[1]但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不僅不能保證黨正確的政治方向,更無法建立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性質的政黨。等人早在黨進入農村之后不久就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1928年,他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明確指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犯錯誤的。”[2]同時,也在《堅決肅內非無產階級意識》一文中指出:“尤其在黨員成分上,農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這種小資產階級意識還有大大發展的可能。要使黨布爾什維克化,第一要加強無產階級的基礎,同時要繼續改造黨的組織,尤其要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意識。”[3]到了1929年12月,在為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必須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原則。在文中,他首先分析了黨內錯誤思想的危害及其存在的原因,認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之所以產生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4]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又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思想入黨的問題。他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5]到了黨的“七大”,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把思想建黨的成功經驗作了科學的理論概括,指出:“我們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建設問題。”[6]首先著重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建設,同時也在組織上進行建設。他把這稱之為同志的建黨路線。他還進一步指出,由于“我們黨采取了同志的建黨路線,即使工人成分還不占大多數,也能夠建成并已經建成一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7]

上述可見,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是等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農民小資產階級成分成為黨的主要組織基礎,無產階級思想和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成為黨內主要矛盾的歷史前提下,對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關于黨的性質理論的獨創性探索與貢獻。它不僅從理論上實踐上成功地解決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基本問題,給黨的性質理論以重大發展,并最終成為建黨思想中最有特色的理論成果,而且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把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鄧小平等人對黨的性質理論的艱辛探索與貢獻,它突破了傳統黨建理論關于黨的階級基礎范疇,調整和優化了黨的階級基礎的結構,吸收了大量知識分子進入黨內,使黨的性質理論得到第二次重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或建設時期,歷來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問題,而且把它作為與革命和建設事業興衰成敗直接關聯的重大問題。只是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誤的教訓。

粉碎“”之后,鄧小平深刻地總結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堅韌不拔的毅力,著手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并最終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科學論斷得以確立。首先,他肯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體地位。1977年5月24日,他明確提出:“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要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8]其次,他又提出了判斷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具體標準。他兩次對世界觀標準作出了正確的新解釋,即“世界觀的重要表現是為誰服務”。[9]并進而推論:因為“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10]所以他們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他正式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總的說來,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11]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重大命題使黨的性質理論的發展有了可能,對堅持和優化黨的性質的實踐產生了重大而積極的影響:其一,由于傳統工人階級已經產生了結構變化,換言之,黨的階級基礎已經由原來的兩大階層發展為三大階層,所以,擴大了黨的階級基礎的數量,同時為黨的階級基礎注入了鮮活的、最具現代文化特質的先進要素？？？知識分子,從而在堅持黨固有的階級基礎的前提下,極大地提高了黨的整體素質和先進性。其二,為大量知識分子進入黨內排除了障礙,給黨的干部隊伍實現“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提供了堅實而又充分的理論、政治和物質條件,使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作用更高水平的發揮具有了更深厚的物質保證。其三,大量知識分子進入黨內和干部隊伍的“四化”,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堅定、有效地走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特別是當人類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科學論斷,是一個了不起的遠見卓識,對于黨的建設具有重大的積極影響。

三、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對黨的性質理論的全新探索與貢獻,它以黨的階級性為基本點,著重強調黨的先進性和代表性,并且突破傳統黨建理論關于群眾的范疇,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使黨的性質理論得到第三次重大發展。

立足世紀之交的歷史高度,著眼現代化建設的全局,繼承歷史,總攬現實,前瞻未來,提出要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建成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并且把“三個代表”提升到“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從而直接回答了面向21世紀,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建黨為什么等根本問題,使黨的性質理論發生了歷史性的飛躍,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和黨的建設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黨的性質理論的重大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理論形式:“三個代表”是對黨的性質的新概括、新表述。黨的“一大”雖然宣稱“我們的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但并未從理論上概括黨的性質。至黨的“二大”才明確指出,黨是“所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的組合,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這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關于黨的性質的第一次正規的理論概括,它科學而又具體地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黨。但真正在黨章中第一次對黨的性質作出明確理論概括的是黨的“七大”。“七大”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個理論表述形式揭示了黨的階級性、先進性、組織性與代表性的統一,第一次把黨的代表性納入黨的性質理論范疇。與此同時,劉少奇還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系統地總結了決定中國共產黨性質的六個基本條件。這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在黨的性質理論上所取得的第一個極為重大的成果。到了“八大”,黨章除了刪去“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以外,基本上沿用了“七大”的表述形式。“九大”黨章雖然把黨的性質規定為“無產階級政黨”,卻用提出的“五十字建黨綱領”[12]對這個正確的理論原則作出了錯誤的規定性解釋,在實踐上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十大”黨章刪去了“五十字建黨綱領”,但這個理論并未拋棄,到“十一大”時則又給予完全恢復,不僅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極“左”理論得到進一步堅持,也使黨的性質理論被進一步歪曲。這在黨的性質理論史上是個特殊經歷。而“十二大”則在政治上撥亂反正、理論上正本清源之后,對黨的性質作出了全新的理論概括:“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是第一次對執政黨的性質全面而科學的規定,對新時期黨的建設所面臨的新問題作出了新的回答,并且連續得到四次代表大會的堅持。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00年2月,在廣東發表的一個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于我們黨。”“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并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三個代表”的基本理論表述形式。這是對黨的性質、宗旨和根本任務的新概括,尤其是對黨的性質的新概括,具有重大的理論發展意義。

(二)強調重點:“三個代表”把決定黨的性質的重點要素由過去的階級性轉換為先進性和代表性。黨的性質理論與黨的學說中的每一個原理和原則都具有密切的聯系,但從根本上講,黨的性質理論其實就是揭示“共產黨人同一般無產者的關系”[13]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共產黨的創始人,最早從兩個方面規定并闡述了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首先,他們肯定共產黨與工人階級及其運動的一致性。認為“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14]“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15]。其次,他們又肯定共產黨與工人階級的區別:“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推動運動前進的部分”;[16]“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17]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才能在整個斗爭中,“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能“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18]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中,共產黨性質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與先進性的統一,這種統一性集中表現在:(1)階級基礎;(2)組織成分;(3)理論條件;(4)政治綱領。其中階級基礎與組織成分被視為決定黨的性質的物質條件;而組織成分則又被視為階級基礎的集中體現。這是一種影響極其深遠的關于黨的性質理論的“唯物觀”。

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的性質理論,其突出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更加強調黨的先進性。列寧認為,黨之所以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就在于它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所組成,是由科學社會主義武裝起來的,它的經常性責任是要把廣大群眾提高到先進的水平。他堅決反對把黨同整個階級混淆起來,認為:“忘記先進部隊和傾向于它的所有群眾之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平,那只是欺騙自己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19]二是特別重視黨的組織性。列寧認為,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應當是有組織的。黨不是黨員數字的總和,而是組織的總和,也就是說黨是按照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嚴密的組織體系,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因此黨內只能容納至少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分子,不容許存在不是黨組織的組織和沒有參加黨組織的分子。

、鄧小平等人對黨的性質理論的重大發展前文已述,此不贅言。

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全面繼承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和原則的同時,不僅把黨的性質理論的強調重點由過去的階級性轉換為先進性,而且進一步把黨的先進性具體地轉換成代表性,即黨的先進性主要通過代表性來體現,為了保持和提高黨的先進性,必須從“三個代表”的不同角度共同努力,內化和提高黨的先進本質。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基本要點:其一,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指出:“我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具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徹底性等品格,這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不斷提高,先進性得到不斷發展,階級基礎不斷增強,特別是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大大增強了工人階級的科技文化素質,因此,“中國工人階級始終是推動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我們黨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這是傳統理論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堅持和運用。其二,提出了判斷黨的性質、特別是先進性的新標準。指出:“看一個政黨是否先進,是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主要應看它的理論和綱領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明確主張以黨的理論與綱領作為判斷黨的性質,尤其是作為判斷黨的先進性的主要標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創新意義。其三,進一步把三個“是不是”作為判斷黨的理論和綱領的根本依據。說,判斷一個政黨的理論和綱領,應該看它“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不是代表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對黨的“理論和綱領”的性質和標準作出了進一步的界定,也是對“三個代表”思想的具體運用。換言之,只要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的黨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三)根本突破:通過重新界定“群眾”概念,突破了傳統理論中的“群眾”范疇,允許吸收新生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進入黨內,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體現了黨的群眾性。

黨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先進性和代表性,必須要有廣泛的群眾性,這樣才能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與廣大群眾建立血肉相連的親密關系。但在傳統理論中,在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階層構成中,“群眾”一詞廣義上泛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六個階層和七種新人,即:“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中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在這七種人中,我們曾經把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特別是私營企業主視同資產階級、剝削者,并三令五申嚴禁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從而在政治上形成一種變相歧視。長此以往,必將使黨的群眾基礎萎縮,甚至造成嚴重的政治后果。以新世紀為起點,從“三個代表”的高度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正確指出上述六個階層中的七種新生社會成分,“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從而大大擴大了黨的社會基礎與群眾基礎,為建設一個群眾性的政黨提供了一個更大的空間。不僅按照“三個代表”要求重新整合社會基礎,擴大“群眾”概念的兼容性,而且進一步提出把“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是否符合黨員條件”作為“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同時特別指出:“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就解決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者和私營企業主中的優秀分子的入黨問題,從而使黨的組織之門有條件地向全社會廣泛開放。如果說黨的“十五大”確立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方針,標志著非公有制經濟取得平等的經濟地位,九屆人大將這一方針載入憲法標志著非公有制經濟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允許以私營企業主為代表的非公有制經濟經營者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則對于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獲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極強的象征性意義。這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持的創新之舉,不僅使長期爭論未果的重大問題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而且使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社會動蕩提前消弭于無形之中,同時也把黨的性質理論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高度。

參考文獻:

[1]關于黨內矛盾的本質,劉少奇曾有經典性的論述:“在我們黨內,最本質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頁)。

[2][4]《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85頁。

[3]《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8-9頁。

[5]《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

[6][7]《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330-331頁。

[8][9][10][1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1、49、49、89頁。

[12]“五十字建黨綱領”的全文如下:“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3][14][15][16][17][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64頁。

[19]《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4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