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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制度

學科制度是當代中國哲學的首要問題，即現行學科制度中的一、二級學科劃分不合理。哲學被納入現代教育與社會分工，哲學研究成為一種職業而不再是學者的業余愛好，既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也使哲學的學術發展與學科建設在很大程度上為學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級學科劃分應以學科知識的合理劃分為依據。“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①。屬于一級學科的知識應是學科知識體系中的“綱”，是有關學科理論核心的范式的知識；屬于二級學科的知識是學科知識體系中的“目”，是學科范式所確定的各個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識。在此基礎上，學科制度將知識生產與專業人才培養融為一體：一級學科提供作為學科理論核心的范式，將本學科所有研究人員凝聚為在同一范式指導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同時通過學科教育規訓學術新人，為學術共同體輸入新鮮血液，使學科能夠持續、穩定地發展；二級學科具體展開學科范式所確定的各個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斷產出學科知識，擴展學科知識體系，同時也為學科范式的更新、發展創造條件。學科的基礎教育是學習、掌握一級學科的知識，使學術新人具備在學科范式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能力；學科的專業教育是學習、掌握各二級學科的知識，引導學術新人逐步進入學科前沿。

哲學學科建設的重點與難點在于確定哲學知識體系中的綱與目。哲學知識不同于自然科學知識，即現存哲學知識形成于多種哲學范式——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個‘哲學體系—原則—范式’，都是一個一個的獨特的學說，他們之間互相不可替代”②。這樣，一個國家的哲學學科建設的首要工作就是確定自己知識體系的綱與目，明確自己的哲學范式，使哲學學科基于一種哲學范式進行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而不能圍繞多種哲學范式從事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因為，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哲學學科建設都是要推進本國或本民族的世界觀的理論化與系統化建設，而不是推進所有國家或民族的世界觀的理論化、系統化建設。因此，哲學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以適合于本國或本民族的哲學范式為哲學知識體系的“綱”，以該哲學范式所確定的各個研究方向為哲學知識體系中的“目”，而其他哲學范式及相應知識則都被歸結為有利于發展本國或本民族所需要的哲學知識體系的思想資源。例如，西方哲學傳統范式有四個基本取向，即實在的性質是什么、知識是什么、思維的結構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國家的哲學學科通常也只設四個二級學科，即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和價值論③；西方國家哲學學科制度中沒有“中國哲學”這個學科，并非西方哲學界看不起中國哲學，也并非西方哲學界不研究中國哲學，而是對其哲學學科建設來說，中國哲學是一種有益的思想資源，卻不是其學科研究的主要方向。這就像中國的化學學科建設需要關注美國化學、英國化學在有機化學、無機化學、高分子化學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進展，但不能將美國化學、英國化學同有機化學、無機化學、高分子化學等同起來，一并列為化學學科的研究方向與二級學科。

國內現行哲學學科制度中有“目”卻無“綱”，一級學科“哲學”并不為當代中國哲學工作者提供他們在其下從事研究的哲學范式，二級學科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外國哲學（主要是西方哲學）則作為實際上的哲學一級學科開展工作：分別向本學科哲學工作者提供哲學范式，各自發展本學科的“二級學科”，如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美學、宗教學或西方哲學的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等。其結果是，在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中，根本看不到當代中國的“哲學”的學術發展，而只有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等的學術發展。這些哲學二級學科基于各自范式獨自從事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各有各的問題意識、話語系統與學術標準，不需要也沒有必要同其他二級學科交流。中、西、馬“三足鼎立”（只是其中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力大大低于馬哲與西哲）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現實形態。當代中國哲學學科內部的學科壁壘甚至超越國界：各二級學科同各自國外同行之間有說不完的共同話題，相互之間卻幾乎沒有交流的欲望，以至中國哲學界一再呼吁中、西、馬之間的對話、交流、溝通，猶如還未完全走出“冷戰”陰影卻又陷入“文明沖突”從而充滿誤讀迫切需要相互溝通的當代世界。事實上，多元化是當代世界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各國哲學界都同時在研究各種不同的哲學思想，但哲學學科內部的學科壁壘卻為我們所特有；因為其他國家的哲學學科建設都只是要推進本國或本民族的世界觀的理論化與系統化建設，唯有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是圍繞幾種相互獨立的世界觀體系的理論化、系統化建設而展開的。

二問題意識

不合理的學科制度將當代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格式化”為各個學科的問題意識，使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日益脫離社會的現實需要。

當代中國迫切需要研究的哲學問題也是自古以來中國所固有的哲學問題，即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中國文明是世界諸文明中罕見的非宗教性文明，艾森斯塔特稱其為“專注于現世的文明”④。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的傳統卻并非沒有信仰，中國人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國為自己精神的最終歸宿卻并不意味著沒有意義的追問，不需要精神追求的最終歸宿。兩千多年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哲學始終以解決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即“人生與人心”問題為己任，以數千年中華文明所孕育的人文倫理關系為依據，以“信”——人與言的統一體——為中介，通過生活中現有的、人們應當踐行合乎自己身份的“言”的這一正當要求，很自然地確立中國文化特有的基本價值——家、國、仁、義、禮，創造性地“以道德代宗教”⑤，形成中國文明特有的信仰體系，即艾森斯塔特所說：“在中國傳統的信仰體系中，超越秩序與現存秩序之間的緊張是用相對世俗的術語表述出來的”⑥。所以，馮友蘭先生說：“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⑦；“照中國的傳統，研究哲學不是一種職業，每個人都要學習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教堂。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而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⑧；金岳霖先生強調：在中國，“哲學從來不單是一個提供人們理解的觀念模式，它同時是哲學家內心中的一個信條體系”；對于中國哲學家，“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的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⑨。現在，科學技術、思想觀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并沒有改變中國文明的非宗教性。據統計：2000年全球人口約62億，其中宗教信仰人數約為48億，占總人數的78.52％；在中國的13億人中，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的信教者有1億多人，其中基督教信奉者約5千萬左右，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時，“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⑩的客觀條件，決定了我國廣大民眾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還不能在自己現實生活中踐行人類文明中最先進的共產主義信仰，我國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也還只能針對少數先進分子，我國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精英階層，尤其是在中高級干部、中高級知識分子的階層里，他們應該比較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工作的重點在這里。這些工作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是十分理想”(11)。畢竟，信仰并非只是單純的、主觀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著不僅確信而且在自己實現生活中實際踐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則，即西美爾所說：“我如果說，我信仰上帝，那么，這就意味著，這種信仰與我堅信存在著以太、月球能夠住人、人的本質永遠不變等完全是兩回事。這不僅是說，上帝的此在雖然不可確證，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時，也意味著……我把上帝當做生活的準繩”(12)。因此，無論當代中國哲學怎樣理解哲學或哲學的使命，客觀上已經被現實生活賦予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社會職責，必須首先研究、解決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為億萬中國民眾提供能夠作為他們生活信條的哲學思想。

被現行哲學學科制度所“格式化”了的問題意識卻意識不到現實生活迫切需要解決的哲學問題。在哲學研究中，“問題并不直接存在于對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對象的主體的意識之中”(13)，具體說，就是存在于哲學研究者有關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學范式的自覺意識中。正是規范著哲學研究的范式，決定著哪些現實問題注定要轉變為或注定不會轉變為哲學研究中的哲學問題。現行學科制度使中、西、馬“三足鼎立”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現實形態，也意味著當代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就是這三個擁有各自范式的哲學學科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所關注的哲學問題都是各二級學科面臨的主要問題，卻并不一定是當代中國迫切解決的哲學問題。例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屬于全人類的世界觀體系，所關注的哲學問題理所當然地是世界性的哲學問題，如當代人類的生存狀況、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發展趨勢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建構等；中國傳統哲學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世界觀體系，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主要是如何使自己融入現代文明，如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型、中國傳統思想的當代價值等；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最高，西方哲學所關注的現實問題主要是現代化進程對當代人類提出的最新問題，如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科學技術對人類的影響等等。問題在于，盡管國內思想界、學術界早就從經濟、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哲學等方面論及“當代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也即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但在中國哲學界有關方面和問題意識中，這個問題不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不應成為主導當代中國哲學方向的哲學問題，以至二十多年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了千余項哲學研究課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等學科中的許多具體問題都被納入了學者的視野，卻幾乎沒有一項正面探討當代中國人的信仰問題的國家級課題。

由此，當代中國哲學在學科擴張與學術繁榮的同時，也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邊緣化了，其現狀為社會各方及哲學界自己也不能滿意。有學者說，一個輕視哲學的民族不可能優秀。同樣的道理，一種輕視自己社會責任的哲學也不可能優秀。而且，一個民族既不會無緣無故地輕視某種哲學，也完全有理由輕視那種輕視自己社會責任的哲學。

三未來方向

改革現行哲學學科制度與“構建中國哲學”是當代中國哲學未來發展的必然。

高清海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論文中指出：“中華民族的生命歷程、生存命運和生存境遇具有我們的特殊性，我們的苦難和希望、傷痛和追求、挫折和夢想只有我們自己體會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難以領會的。我們以馬克思的哲學為指導，對于這類具體問題也仍然需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去回答和解決”(14)。高先生的倡議也得到國內學界的普遍認同。2004年“中國哲學大會”明確提出“構建中國哲學”的理論目標，強調“構建中國哲學，在于重鑄我們走向未來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礎和靈魂”，“‘構建中國哲學’這一命題的理論意蘊和現實選擇，實際上就是‘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哲學’”，“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是極為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是哲學工作者的崇高使命”(15)。說到底，中國文明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國人的精神只能歸宿于中國哲學所建構的意義世界；中國人所需要的哲學，并非能夠透徹解釋宇宙萬物的艱深理論，而是像《論語》、《孟子》、《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那樣能夠安頓中國人的人心，引導中國人的人生，通俗易懂，每個中國人都能在自己生活中身體力行的哲學經典。

當代中國哲學遲早要成長為具有自己獨立范式的哲學，意味著我們遲早要形成當代中國所特有的哲學知識體系中的綱與目，意味著我們遲早要對現存哲學知識予以重新分類并據以重新規劃哲學的學科制度。在這意義上，“構建中國哲學”與改革現行哲學學科制度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

目前需要開展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圍繞如何構建當代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并以其為精神歸宿的問題，在當代中國哲學各學科間展開對話、討論。構建當代中國自己的哲學，需要以古今中外所有哲學智慧為哲學創新的思想資料，需要當代中國所有哲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同時，“中、西、馬三個哲學體系，都有自身獨特的話語系統和言說方式，有自身獨特的學術焦點和思考向度，只有面向問題，才能找到它們之間的結合點或交匯點”(16)。就是說，唯有各哲學學科都來思考每個當代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哲學問題，而不是基于各自學科范式，討論諸如人、存在、主體性、事物本身、正義、公平、自由等目前哲學界熱衷討論而又不能解決當代中國人精神歸宿于何方的哲學問題，各學科才能超越自身的學科界限，平等參與討論，學科間對話才不會導致無謂論爭或是流于各學科的自說自話，各學科所掌握的哲學智慧才能最終轉化為當代中國哲學創新的思想資源。

哲學問題是哲學的生命的源泉。新的哲學流派、新的哲學范式只能形成于新的哲學問題。“構建中國哲學”的第一步，也就是討論當代中國自己的哲學問題，即如何構建當代中國人的意義世界以其為中國人的精神歸宿這一當代中國所特有的哲學問題。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表》，國家技術監督局1992－11－01批準，1993－07－01實施。

②葉秀山：《哲學作為哲學——對哲學學科性質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③DouglasBurnham,GetSetforPhilosophy,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3.

④⑥［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現代性》，三聯書店，2006，第309頁；第273頁。

⑤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第88～105頁。

⑦⑧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第3頁；第16頁。

⑨金岳霖：《中國哲學》，《哲學研究》1985年第9期。

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第4頁。

(11)《應提供更多更好的學術創新和政策建議——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接受五國記者采訪》，《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9日。

(12)［德］西美爾：《現代人與宗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10頁。

(13)陳先達：《哲學中的問題與問題中的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14)高清海：《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學理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報》2004年第2期。

(15)《“哲學中國”：讓思想成就未來——關于“中國哲學大會（2004）”的報道》，《哲學研究》2004年第10期。

(16)魏長寶：《對話、視域融合與當代中國哲學創新——“全球化語境中的文明沖突與哲學對話”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