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國土地遼闊，河流眾多。我們祖先最早便是于黃河兩岸定居生息，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從遠古流傳至今，生生不息。可見河流對我國的貢獻，比海洋、湖沼、山川等要大得多呢！

然而河流既有利之處，也有弊處。自古以來，水患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就如去年的長江水災一樣，破壞了無數的家園，淹沒了無數的農田、土地。不少人家破人亡。長江洪水成因于暴雨，因為長江流域氣候特征是季風氣候，因季風而形成降水，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現，一旦下游宣泄不通便形成水災。

上古時代曾有大禹治水，及后洪水依然為患，至現在還是一個大問題。因此水利工程對中國的經濟、農業、工業等都極為重要。古時治水皆著重于“蓄”，忽略了“排”，光是蓄水而不排澇泄洪。此舉只能治標，而非治本。河流與人類的關系相當密切，經濟、航運、農業、發電、工商業等皆與水利的建設有密切關系，所以必須搞好水利工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大量投入資金、人力及物力，積極建設水利工程。至1980年已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澇、發電等多項工程。其中主要有葛洲堤水利樞紐工程、三峽水利工程及三門峽工程等，決心將害河變為造福社的利河，解決水患，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中國水利事業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三真、關愛基層”有關要求，**街道**8年始實施原退職干部生活補助金制度。

一、補助的對象和范圍（1）建國初至2002年實施村干部養老保險前擔任村、社主要負責人職務滿3年以上的村干部，主要指行政村（大隊）黨支部書記、村主任、大隊長、高級社社長、農會主任等。(2)建國初至2002年實施村干部養老保險前，有較長任職時間的一般村干部,主要指村主辦會計、婦女主任、治保調解主任等。

二、退職補助金標準：正職干部補助標準：1、任職時間滿3年不滿6年的，每月40元；2、任職時間滿6年不滿10年的，每月60元；3、任職時間滿10年不滿15年的，每月80元；4、任職時間滿15年不滿20年的，每月100元；5、任職時間在20年以上的，每月120元。一般干部補助標準：1、任職時間滿10年不滿20年的，每月40元；2、任職時間在20年以上的，每月60元；

三、享受退職補助金的年齡：享受退職補助金的年齡：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開始享受。

四、申報及發放辦法：1、申報：凡補助對象到達規定年齡時，由村黨組織申報并領取登記表，經本人填寫，村黨組織審核，報街道黨委批準后由村黨組織發放。新申報人員各村要進行公示，對享受對象每年年初要進行復核。街道黨委組織辦負責核準和監管。2、申報、發放時間：確定一年二次，即每年5月、11月份提出申請，每年6月份、12月份發放一次。

五、資金來源：街道財政負擔60%，村集體負擔40%；市級貧困村街道財政負擔70％，村集體負擔30％。

農地的產出能力（農地效率）是一直以來廣受關注且多有爭議的問題，其中勞動投入和農田水利是決定農地效率的兩個決定性因素。從勞動投入方面解釋19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已成為一個不容質疑的“真理”。勞動投入不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質的方面。體制下面，集體組織即使可以一年讓農民在田間勞動350天，農民也可能以怠工來抵消這些漫長的勞動時間。農業生產具有難以監督的特點，在沒有內在積極性的情況下，勞動投入的效率很低。很低的勞動投入降低了農地本來可能的高產能力。老田曾質疑說中國農村勞動力在時期過剩就已經十分嚴重，當勞動力嚴重過剩的時候，決定農地產量的因素就不應該是勞動投入的多少，而是其他決定農地效率的要素投入水平。因為過剩勞動力投入農地的邊際收益遞減。黃宗智更進一步認為，自明朝晚期以來的50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就過剩，過剩的農村勞動力成為中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原因，也構成一直以來相當高的農地效率。他還以在長江三角洲的調查為例說明，上海郊縣土地畝產糧食最高的年份是體制下的1970年代末，而不是承包制后的1980年代。

從全國情況來看，1980年代初的承包制的確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數十年（甚至可能是數百年）來的糧食緊張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與農業勞動投入質量的提高有關系。體制下，因為難以對勞動精確計量（雖然也有評工方、計件管理等制度），偷懶不可避免，勞動投入的質量大成問題。承包制將土地承包給農戶，對勞動的監督及精確計量不再需要，農民為自己勞動的內在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農地效率因為勞動投入質與量的增加而提高。

不過，若不只是在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的這一時點上，而是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勞動投入對農地效率的影響，情況可能會大為不同。在建國前，中國農地一直是私有的，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建國前后實行，將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下中去，土地也是私有的，私有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成果完全歸已所有，勞動的內在積極性不成問題。1956年建立初級社，以后建立高級社，私有土地一步步被收歸集體所有，集體占有土地不能調動勞動的內在積極性，農地產出能力因此大為下降，林毅夫用退出權解釋了1958年以來糧食產量的大幅下降。

換句話說，19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制并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創新，而不過是對1956年初級社之前農地制度的某種復歸，是中國幾千年來農地制度的常態。在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和1956年前數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之間的體制下的農地制度是這一常態的異數。體制下的農地制度這一異數壓抑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限制了農地的產出能力。

進一步說，如果沒有這個異數，中國農地制度延續1956年建初級社前的私有制度，則中國農地制度將會一直具有效率，而不會人為造成實行二十多年的糧食緊張局面。的確，已有很多學者認為，如果土地承包制度在1960年代初就實行，中國根本就不會出現時期二十多年糧食緊張的局面，中國的糧食問題將不是在1980年代實行承包制后，而是在1960年代初實行“三自一包”時即可解決。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即在1956年建立初級合作社之前的數年，數十年，數百年，中國的糧食問題是否就已經解決。實際上，數千年來，中國糧食短缺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1956年建立初級社及1953年在全國范圍實行統購統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糧食短缺，何況1960年—1980年正是中國人口增加最快的20年，中國人口從1960年的6.62億增加到1987年的9.87億，一年增加一千多萬。如果僅僅是勞動投入在決定著農地的產出能力，則1960年初實行“三自一包”和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都只能恢復1956年前的糧食產量，就一直會存在越來越嚴重的糧食短缺，而不可能在1960年代初實行“三自一包”時突然解決糧食的短缺問題，更不可能在1980年代初通過承包制來解決這一問題。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之所以可以突然間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顯然是因為1956年建立初級社和后來建立以來，在決定農地產出能力的其他方面發生了某些重大的改變。

一、農地效率問題

農地的產出能力（農地效率）是一直以來廣受關注且多有爭議的問題，其中勞動投入和農田水利是決定農地效率的兩個決定性因素。從勞動投入方面解釋19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已成為一個不容質疑的“真理”。勞動投入不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質的方面。體制下面，集體組織即使可以一年讓農民在田間勞動350天，農民也可能以怠工來抵消這些漫長的勞動時間。農業生產具有難以監督的特點，在沒有內在積極性的情況下，勞動投入的效率很低。很低的勞動投入降低了農地本來可能的高產能力。老田曾質疑說中國農村勞動力在時期過剩就已經十分嚴重，當勞動力嚴重過剩的時候，決定農地產量的因素就不應該是勞動投入的多少，而是其他決定農地效率的要素投入水平。因為過剩勞動力投入農地的邊際收益遞減。黃宗智更進一步認為，自明朝晚期以來的50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就過剩，過剩的農村勞動力成為中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原因，也構成一直以來相當高的農地效率。他還以在長江三角洲的調查為例說明，上海郊縣土地畝產糧食最高的年份是體制下的1970年代末，而不是承包制后的1980年代[1]。

二、是個異數

從全國情況來看，1980年代初的承包制的確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數十年（甚至可能是數百年）來的糧食緊張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與農業勞動投入質量的提高有關系。體制下，因為難以對勞動精確計量（雖然也有評工方、計件管理等制度），偷懶不可避免，勞動投入的質量大成問題。承包制將土地承包給農戶，對勞動的監督及精確計量不再需要，農民為自己勞動的內在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農地效率因為勞動投入質與量的增加而提高。

不過，若不只是在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的這一時點上，而是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勞動投入對農地效率的影響，情況可能會大為不同。在建國前，中國農地一直是私有的，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建國前后實行，將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下中去，土地也是私有的，私有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成果完全歸已所有，勞動的內在積極性不成問題。1956年建立初級社，以后建立高級社，私有土地一步步被收歸集體所有，集體占有土地不能調動勞動的內在積極性，農地產出能力因此大為下降，林毅夫用退出權解釋了1958年以來糧食產量的大幅下降。

換句話說，19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制并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創新，而不過是對1956年初級社之前農地制度的某種復歸，是中國幾千年來農地制度的常態。在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和1956年前數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之間的體制下的農地制度是這一常態的異數。體制下的農地制度這一異數壓抑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限制了農地的產出能力。

今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代表受表彰的先進集體發言，感到無比光榮和自豪。雖然已是嚴冬時節，但我的心中卻洋溢著溫暖的春意。在此，請允許我代表全省60個受表彰的先進集體和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門，向省委和多年來一直關心老干部工作的各級黨組織、各級領導和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近年來，圍繞建設“中國西部創業環境最優、人居環境最佳、綜合實力最強的現代特大中心城市”的目標，成都市全面推進各項事業，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與此同時，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和高度重視下，在省委老干部局的具體指導下，我市老干部工作緊隨成都跨越式發展的強勁步伐，搶抓機遇、乘勢而上，不斷創新工作思路，拓寬工作外延，提升工作質量，呈現出了在開放中與社會和諧共振、在進取中與成都同步發展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良好局面。

做好老干部工作，經濟條件只是基礎，領導重視才是關鍵。成都的經濟基礎相對較好，無疑為老干部工作提供了較好的條件，但市委市政府及其主要領導的關心和重視，才是成都老干部工作如虎添翼的法寶。這些年來，在市委、市政府的關心重視下，我們積極建立和完善“三個機制”，使離休干部“兩費”得到較好落實。同時，我們還結合實際，主動爭取，確保老干部感受黨委政府的關懷，分享成都經濟社會的發展成果，既為有困難的老干部送去了“雪中炭”，更為廣大老干部添加了“錦上花”。目前，我市市本級離休干部最低月收入已突破2500元，在西部地區達到了一個較高水準；截止2006年底，全市共有近3000名符合條件的“建國初”退休干部享受“適當補貼”，人均月收入增加330元。自2003年10月以來，我市財政累計支付離休干部生活補貼、“建國初”退休干部“適當補貼”達3.45億元；2001年至2006年，我市財政共支付特困企業離休干部醫療統籌費3258萬元。

成都是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也是全省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支撐點。目前，成都市直、代管的離休干部近8000名，約占全省離休干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成都老干部工作的成效如何，不僅事關成都自身發展，而且直接影響到全省老干部工作全局。為此，我們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十分注重工作的前瞻性和開拓性。早在2000年，我市就在全省率先解決了離休干部“兩費”拖欠問題；2003年，我市又在全省率先實行了省屬企業離休干部醫療費屬地化統籌，初步建立了省屬在蓉企業離休干部醫療費長效保障機制；2004年，又在全省率先出臺了為部分建國初參加革命工作的退休干部給予適當補貼的政策……我們的工作得到了省、市領導的充分肯定。

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促進老干部整體思想觀念與時俱進，關鍵是要鼓勵、支持和滿足好廣大老干部再作貢獻的內在要求。我們牢固樹立“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理念，準確把握老干部工作與黨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結合點，以充分發揮老同志獨特的政治優勢、積極引導老同志關注、理解和支持黨和政府中心工作為重點，以“堅持制度”和“開展活動”為抓手，有效促進了廣大老同志“政治堅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激發了他們關注發展、參與建設、再做貢獻的熱情。在全市各級老干部工作部門的精心策劃和認真組織下，廣大老干部通過政策咨詢、建言獻策、技術服務、專業指導等多種方式，積極參與成都市各項建設事業，為推進成都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善于深入老干部，敢于面對老干部，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打好主動仗，掌握主動權。我們“變年終關懷為常年關懷”，“變上訪為下訪”，經常深入破產改制企業，深入“建國初”退休干部聚會現場，與老同志面對面地親切交談，把一些突出矛盾及時化解在萌芽狀態。老同志視老干部局為老干部之家，稱贊工作人員“關心干部作風扎實，堪稱機關干部楷模”。

只有與老干部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機結合，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凸現出強大的活力。為此，一方面，我們大力加強老干部活動中心和老年大學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其成為豐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平臺，另方面，又不斷向縱深延展活動中心和老年大學的工作觸角，讓其成為加強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陣地，使思想政治工作與精神文化生活相顯益彰。目前，市級各部門及各區（市）縣已建成老干部活動中心（館、室）313個，總投資1.2億元，建筑面積6萬余平方米。市老年大學班次和科目設置日趨完善，常年在校學員達4000余人次。老干部藝術團、合唱團、京劇團、晉劇團以及書畫、門球、網球、棋類等30個協會，積極參加全國、全省以及港澳、東南亞地區老年文化團體的老年活動賽事，取得優異成績，并與國外老年團體進行了民族文化交流。

在區委、區政府打造商業門戶區和宜居先行發展戰略目標指示下，在道里區衛生局的全面布置及局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建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遵照上級的指示精神，舉全院之力，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取得了成績，為創和諧社會，在新醫改、藥改的前進路上邁出了努力創新、大膽實踐的可喜一步，取得了實現社會效益及經濟效益雙營利。現總結匯報如下：

一、社區內涵建設，年年必上新臺階

1月~10月，我們重點抓了社區內涵建設的薄弱環節。①首先，我們建國社區重點抓了65歲以上老人免費體檢，采取與辦事處多方協作、攜手走街入戶，對未在體檢的65歲以上老人進行全面梳理通知，于7月份正式進行體檢。截止今日，全社區的4080名65歲以上老人中我們已體檢3468人，體檢完成率85%以上，剩余部份經調查，均不在本地居住。此次體檢應視為100%完成任務。②把居民健康檔案建檔率提高一定的高度，完成國家規定的指標。自年初起，我們就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從印刷健康檔案到組織人員在各社區的配合下入戶建檔，付出了辛苦，終于在10月1日前完成建檔。我們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7000份（28000人）健康檔案。截止今日，我們的累計建檔人數已達40800人，建檔率達90%以上，已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數。其它指標也均已完成或超額完成國家規定，并已接受了半年考核，且成績優異。例如：婦保、兒保、計劃免疫等工作，多次代表區、市接受省及國家級的檢查。，經多方努力，我們建國社區康復科已正式運營，每月都能取得相應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對社區的康復指導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礎，填補了社區衛生工作中的不足，現每月康復工作量已呈逐漸上升的態勢。

二、創特色發展是社區工作必須改革之路

社區的衛生工作遵循緊緊圍繞創和諧社會、為社區居民服好務的理念去進行。①我們建國中心在開展康復托老的道路上已走過了3年的里程，從創新的角度，多次被省、市領導及媒體的認可。此次創星級醫院，經專家組充分論證，認為此項工作在我市仍保持創新項目。不足之處就是我們開展的是為社區居民中的孤寡老人、低保、貧困老人，收費標準過低，政府補貼不到位，托老所連年虧損，方向是正確的，社會效益十分明顯，我們將繼續克服困難，為創和諧社區做出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應有的貢獻，為政府在民生問題上減輕了社會負擔。我們真誠希望得到政府的更進一步的物力、財力支持。②，由我們建國社區在全市率先開展了社區主任例會制，每月集中各社區主任到我們建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一次例會。內容：總結上個月的社區各項協同衛生工作，布置下月要在社區開展的工作。對社區主任接受新工作進行培訓，互相溝通、傳遞醫療信息。經過一年的實踐，使我們在完成社區各項任務上形成了方便、快捷的體系及保障。經總結，確認這確屬我們所創的一條創新之路。

三、迎檢優秀就是硬道理

1當前我國國有林場現狀

上世紀中葉以來，國有林場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漸發展起來。截至21世紀初期，我國的國有林場數量已經超過4500處，分布在31個省，總資產額多達600億元，帶動了全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10a，國有林場發展迅速，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但近年來，其發展速度明顯滯后。既有機制的問題，也有觀念、性質轉換的原因，最為重要的還是國有林場發展缺乏動力。新時期，國有林場的性質和歷史使命都逐漸發生了變化，如表1所示，林業不僅要滿足當前社會對木材的需要，還要滿足人們對生態安全的需要。歷史使命的改變使國有林場的發展不能再延續舊的發展模式，我們必須進行改革，構建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是推動我國國有林場發展的有效途徑。

2構建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的策略

通過上述對我國國有林場現狀的分析，對構建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的重要意義有了更深的認識，那么如何構建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是人們面對的極大挑戰。筆者通過實地考察以及查閱文獻資料總結了如下策略，希望對國有林場的發展提供思路。

2.1改變經營管理體制

構建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需要國家的資金投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無償無限的投入，相關政府部門都切實按照法律法規對國有林場進行建設和管護，以保證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的有序發展，因此，必須以最小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多的生態效益。先前國有林場以增加經濟效益為主，而現在需要將重心均攤，分攤在林業生態和經濟2大類上，此時，“一場兩策”便應運而生了，即1/2的林場作為生態公益林，另1/2林場作為商品林，這種的做法，不僅解決了當前國有林場面臨的嚴重問題—保護生態與經營林場獲得收益的沖突，還有利于構建國有林場現代生態林業體系。

按照黨員信息系統最新數據的通知要求，現將有關情況匯報如下：

一、黨組織情況

目前共有黨的基層組織5個。其中局黨委1個，黨支部4個，分別為機關支部、退休支部、眾友公司支部、非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黨支部。

二、“兩新”組織情況

2014年區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2家，其中公司、茶廠成立了黨委，7家企業成立了黨支部，分別隸屬局黨委管理。2012年7月，隨著區屬非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聯合黨總支的成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流動黨員有了“家”。依據實際情況，各企業流動黨員組織關系不變，仍按屬地管理，同時，聯合黨總支做好協調服務和指導。

三、2013年具體情況及數據變化

在區委、區政府打造商業門戶區和宜居先行發展戰略目標指示下，在道里區衛生局的全面布置及局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建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遵照上級的指示精神，舉全院之力，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取得了成績，為創和諧社會，在新醫改、藥改的前進路上邁出了努力創新、大膽實踐的可喜一步，取得了實現社會效益及經濟效益雙營利。現總結匯報如下：

一、創特色發展是社區工作必須改革之路

社區的衛生工作遵循緊緊圍繞創和諧社會、為社區居民服好務的理念去進行。①我們建國中心在開展康復托老的道路上已走過了3年的里程，從創新的角度，多次被省、市領導及媒體的認可。此次創星級醫院，經專家組充分論證，認為此項工作在我市仍保持創新項目。不足之處就是我們開展的是為社區居民中的孤寡老人、低保、貧困老人，收費標準過低，政府補貼不到位，托老所連年虧損，方向是正確的，社會效益十分明顯，我們將繼續克服困難，為創和諧社區做出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應有的貢獻，為政府在民生問題上減輕了社會負擔。我們真誠希望得到政府的更進一步的物力、財力支持。②，由我們建國社區在全市率先開展了社區主任例會制，每月集中各社區主任到我們建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一次例會。內容：總結上個月的社區各項協同衛生工作，布置下月要在社區開展的工作。對社區主任接受新工作進行培訓，互相溝通、傳遞醫療信息。經過一年的實踐，使我們在完成社區各項任務上形成了方便、快捷的體系及保障。經總結，確認這確屬我們所創的一條創新之路。

二、社區內涵建設，年年必上新臺階

1月~10月，我們重點抓了社區內涵建設的薄弱環節。①首先，我們建國社區重點抓了65歲以上老人免費體檢，采取與辦事處多方協作、攜手走街入戶，對未在體檢的65歲以上老人進行全面梳理通知，于7月份正式進行體檢。截止今日，全社區的4080名65歲以上老人中我們已體檢3468人，體檢完成率85%以上，剩余部份經調查，均不在本地居住。此次體檢應視為100%完成任務。②把居民健康檔案建檔率提高一定的高度，完成國家規定的指標。自年初起，我們就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從印刷健康檔案到組織人員在各社區的配合下入戶建檔，付出了辛苦，終于在10月1日前完成建檔。我們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7000份（28000人）健康檔案。截止今日，我們的累計建檔人數已達40800人，建檔率達90%以上，已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數。其它指標也均已完成或超額完成國家規定，并已接受了半年考核，且成績優異。例如：婦保、兒保、計劃免疫等工作，多次代表區、市接受省及國家級的檢查，經多方努力，我們建國社區康復科已正式運營，每月都能取得相應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對社區的康復指導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礎，填補了社區衛生工作中的不足，現每月康復工作量已呈逐漸上升的態勢。

三、迎檢優秀就是硬道理

1我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歷程

1.1計劃深痕：建國初至改革開放前期學校體育。政策的進退反復（1949—1978年）建國后我國學校體育工作迅速步入正軌，1949年至1978年間，中央政府頒布學校體育專門性政策113件（見圖1）。1951年教育部成立體育委員秘書處，學校體育政策開始發軔，到1966年間始終保持著對學校體育工作的規范和指導，中有停滯，但從1972年開始恢復[2-3]。政策變遷在1949年至1965年經歷了初步構建與探索期。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確立，必然存在著新舊教育理念的變革，對舊中國時期學校體育思想的接收與改造，因此政策內容確立了學校體育初期發展的基本工作方針，提出“健康第一”指導思想；頒布《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規范學校體育工作，開展體育師資培養與發展；圍繞體育教學開展規范制定，對場地設備、體育競賽、課外體育活動等進行具體要求。受時局影響，從1966年開始，政策制定與頒布經歷了5年中斷，1972年才開始復蘇。體育師資恢復招生、課外體育訓練與活動、體育競賽等政策率先復蘇，并確定我國學校體育的行政體制構建。尤其是1975—1978年三年間成為學校體育各級行政機構體系快速恢復及構建的時期[4]。在這一發展歷程中，學校體育政策變遷問題不能忽視與掩蓋，其走過一段曲折之路，但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審視，整體是進步的，為改革開放之后學校體育制度化建設提供了實踐基礎。1.2法治宏篇：改革開放至新時期學校體育政策。逐步振興到輝煌發展（1979—2019年）建國初期，我國沒有頒布過專門的學校體育法律，為數不多的學校體育法規也缺乏足夠的規范性、穩定性和權威性。1995年新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學校體育法律——《學校體育工作條例》頒行，開啟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學校體育立法的先例，并由此推動學校體育政策蓬勃發展。這期間從國家層面出臺了近千余件學校體育專門性政策，初步形成了學校體育法規體系的基本框架[5]。政策變遷在1979年的改革開放至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啟動前成為學校體育政策恢復與轉變期。在“”后期，國家層面的學校體育行政機構快速恢復，與地方相對應的學校體育行政體制逐步構建，推動了1979年學校體育與衛生工作會議——“揚州會議”的成功召開，是中國學校體育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點，學校體育政策開始恢復與轉變。政策內容確定了我國學校體育恢復轉變期的行政體制構建、發展指導思想和基本工作方針，圍繞體育教學開展規范制定，課外體育訓練與活動、體育師資招生、體育競賽、體育場館設施、器材及后勤保障等政策的恢復[6]。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至今，學校體育政策進入輝煌發展期。此段政策內容以法律、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文件的指示確定了新時期我國學校體育的發展指導思想和基本工作方針，并落實頂層設計進行學校體育工作規劃及目標管理體系制度構建，體育師資、體育教學、校園足球、課外體育訓練與活動、體育競賽、體育場館設施及后勤保障等政策紛紛得到鞏固和細化。極大程度上保證了學校體育工作的有效開展[7]。

2各歷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動因的演變

2.1建國初至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一是形成了蘇聯模式的學校體育政策體系，計劃色彩濃厚。學習蘇聯是學校體育工作改造和建設的重要步驟，一切效仿蘇聯的形勢下，計劃體制在全國得以全面廣泛地實施。當時要求結合我國學校體育的實際，學習蘇聯學校體育的先進經驗。在學習過程中，認識上存在片面性，對中蘇文化差異、條件差異分析研究不夠，忽略了學校體育工作的多樣性、創造性。學校體育政策內容的剛性較強，過份強調統一性、計劃性和教師主導作用，存在形式主義、機械照搬的現象。針對學校體育的發展目標、課程教材建設、師資培養的短期高要求、學生體質與技能水平的達標高要求、體育器材設備的配置標準等都做了不切實際的剛性要求；針對體育師資培養院校多次變動培養目標與辦學體制，對體育師資的培養及學校的發展造成很大的不利；出現“以勞動代替體育”“以軍事代替體育”的政策傾向。忽略體育教育的客觀規律，對學校體育發展造成傷害。二是政策頒布機構協同工作常態化，政策形式多樣。多部門協同是現代政策科學基本形式，學校體育政策多部門合作頒布已成為常態化現象。學校體育政策形式有“上”有“下”，體現集權化的管理方式。建國后針對學校體育政策的出臺管理更加規范化，針對一些重大政策，學校體育行政部門采取對國家頂層行政機關國務院、中共中央的請示、匯報的文件，并有正式文號。三是法制化較弱，僅部分政策具備法規屬性。我黨成立之初實施“政策至上”原則，在推動革命事業中，獲得極大成功。建國后依舊過于依賴政策，《憲法》在此時期都有缺位，是比較忽視基本法制建設，以至于學校體育法制化進程較慢。期間制度性的文件只頒布了以條例、辦法等名稱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學校體育立法的基本形式，具有一定的立法色彩，但是學校體育的專門性立法還未得到有效的重視。四是強調階級路線和階級斗爭，“”政策使學校體育發展數質難以兼顧。無產階級路線意識形態作為政策內容開篇，成為主旋律。政策內容強調堅持黨對教育的絕對領導，堅決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用階級路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待教師和學生，要求教師和學生都要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并針對資產階級形成的學校體育制度和思想進行徹底否定，大篇幅內容后，對學校體育業務實際指導和規劃內容就略顯缺乏，把蘇聯學校體育作為科學社會主義標準，將民國形成的體制管理、體育課程等政策完全否定。1958年中央政府要求在極短的時間內加快教育發展。制定《學校體育工作十年規劃》，提出了不合實際的各項學校體育工作指標及要求，又提出了“四紅”和“雙紅”等高標準。使體育課被侵占，以可看到量化結果的《勞衛制條例》為突破口，用培養運動員的標準與目標，要求廣大普通學生進行突擊訓練，反復測驗學生，突擊達標，數據摻水，大搞“體育躍進月”，使學校體育工作步入一個曲折的過程。2.2改革開放至今（1979—2019年）。一是學校體育政策數量大幅增加，法制化程度大幅提升，政策涉及范圍廣泛拓展。以《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為首的法律法規中已經覆蓋了學校體育工作的各個層面。從學校體育工作與管理；圍繞體育教學制定的體育教學大綱、體育教學課程、教材、教學改革等規范性政策；體育師資政策；體育場館設施、器材及后勤保障政策；課外體育活動與訓練、體育競賽及學校體育科研等政策。涉及已經相當廣泛，而在比《學校體育工作條例》更高一層面的《教育法》《體育法》《教師法》等法律，對學校體育工作都有明確的提及。學校體育政策內容達到了無所不依的程度，形成較為完善的學校體育制度。二是政策質量日益提高，制定機制逐漸健全。學校體育政策不僅數量多、范圍廣、層次全，而且結構不斷完善，制定技術逐漸成熟。學校體育政策名稱規范性顯著增強、內容結構漸趨完善。名稱方面從建國初期計劃色彩濃厚的令、命令、決定、報告、批示等政策命名，到如今的通知、規定、公告、意見等更加規范性和民主性的政策名稱。而內容結構形成了條文連續排序、總則和附則等相對穩定且較為合理的內容安排。甚至在非規范內容方面都有一定的規范性，例如《教育法》《體育法》《學校體育工作條例》都有關于授權有關部門制定變通權限、補充規定、實施細則或配套法規的內容，學校體育政策質量以及規范性在穩步上升。學校體育政策頒布主體日益健全，頒布程序逐漸規范。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為法律法規的制定主體，參與到學校體育管理中，使學校體育立法主體層次豐富、類型繁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學校體育立法工作的健全完善。為推動政策實施，多部門聯合在歷史上達到罕見高峰（見圖2）。同時政策制定過于隨意的狀況已經不復存在，都有相應程序來進行必要的約束和保障。建國歷經多年努力，我國以推進學生健康發展為宗旨，學校體育立法工作獲得顯著加強，逐步構建起了以《憲法》中的教育條款為依據，以《教育法》《體育法》為核心，以《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為主體，輔以眾多的學校體育規章制度政策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校體育法律法規體系的基本框架，反映了學校體育政策制定的重大成就，為學校體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堅實基礎。三是校園足球成為近年來學校體育政策主頻詞。近十年間國家開始以足球項目為主，開展起學校體育新一輪的政策改革高潮。其政策背景在于學生體質的不斷下滑這一嚴峻態勢，本輪改革是基于足球項目是全世界開展最為普及、同場競技參與人數多、對學生身體素質終身發展較好的這一項目本質屬性之上進行展開的。目前在校園足球系列性政策的指引下，2015年來，中央財政累計投入校園足球工作6.48億元，帶動各省投入超過196億元[8]。這種中央專項財政對學校體育投入這么大資金量的情況是中國學校體育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而國務院辦《中國足球發展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指出全國校園足球特色校在目前5000多所的基礎上要在2020年達到2萬所，2025年達到5萬所。把校園足球作為擴大足球人口規模、夯實足球人才根基、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從而深化學校體育改革、培養全面發展人才。根據道格拉斯•諾斯提出的路徑依賴理論和政策慣性，校園足球仍將成為我國今后學校體育改革的重點。四是政策有不足，執行易偏差。一些部門、地方政府對學校體育衛生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沒有真正做到學校體育要樹立“健康第一”的指導思想，并在考核評價學校工作時存在偏差。像“未按標準完成體育師資配置、各地區學校體育經費未能按要求投入、學生的課余鍛煉時間未真正保障”等狀況。這都與學校體育政策強制性較弱，政策出臺后相關匹配不到位有關系。一些政策還需要完善，例如有關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政策從建國初到至今，僅有4件針對學校體育傷害的專門性政策，已經無法適應當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處理。還有部分政策相互重疊，在執行不到位的情況下，造成政策實施異化[9]。

3基于多源流理論對學校體育政策變遷動因的認識

對龐雜的中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研究進行梳理，發現行為主義分析框架內的多源流理論對建國70年來中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顯示出很好的適配性，并以此理論來解釋體育政策中非常規性的、重大的政策變遷動因。在總結兩個歷程的變遷動因后，總體審視中央集權制度下我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的動因演變。金通在柯文、馬奇和奧爾森提出的政策過程的“垃圾桶原理”基礎上，做了若干修正，創造了“多源流理論”（或被稱為三源流理論），把政策過程切割成三個相互獨立的“源流”[10]。一是政策流：如方案的制定和修改，專家集團的動向，簡單講就是一個可行性方案的出現；二是問題流：如社會指標的公布、突發事故、實施政策的反饋、周期性事務；三是政治流：如國民的情緒、時代的氣氛、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政府精英。而對于我國中央集權下的民主集中制來講，主要表現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此理論認為，各個源流沒有先后秩序，可以獨立行進與開展，否定了決策過程中“階段”的特征，當三個源流在某一關鍵時間點匯合時，特定問題就會被提上決策議程，才能實現政策。“政治”或“問題”源流的緊迫性致使重大事情觸發，在這個關鍵時間點三源流匯合，“機會之窗”打開。三個源流在特定時間有機結合，并不是簡單的相加，不同組合的“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會修正、改變正在形成的政策。理論強調“機會之窗”和“政治”兩個關鍵因素，而精英在三源流之間扮演重要聯系人角色（也被稱為“政策倡導家”）[11]，如圖3所示。建國初期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權。伴隨著政體從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變革，學校體育工作體制也跟隨著變化，并轉向全面學習蘇聯模式。依靠“徹底批判否定建國前政權一切積淀”這一“問題流”，致使學校體育政策處于真空狀態，因此民國及解放區學校體育制度的延續與蘇聯學校體育政策模式的引進，成為了新中國學校體育政策轉變的“政策流”。“政治流”在于執政黨政策至上理念，以及計劃體制帶動學校體育政策發展。這兩件政治流代表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雖然具有經驗缺乏造就的政策發展偏差和政策至上阻礙了學校體育立法進展。但是在新政權建立之時，打開了“機會之窗”，使多源流有機匯合，在建國初期一群精英主導下，尤其是像徐英超先生、蘇競存等“技術官僚”成為多源流中的“政策倡導者”，推動了我國建國初期學校體育政策變遷動因。“”中后期以及上世紀末學校體育工作一直面臨著不同的嚴峻形式，基于學校體育自身發展迫切需要政策的規范與保障，打開了政策變遷的“問題流”。政治體制深入改革，在以憲法為根基的原則下，打開學校體育法制化進程，中國探索出一條符合我國自身情況的學校體育政策體系，成就了“政策流”的出現。而“政治流”中執政黨的執政理念使人民思想解放、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促使人們對學校體育立法及政策的全面認識和人才需求，為學校體育政策提供動力。政治形態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促使打開了學校體育政策變遷新一輪的“機會之窗”，在一群多次走出看世界的精英主導下，使多源流有機匯合，推動了新時期學校體育政策變遷動因。雖然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動因，但是通過多源流理論對上述兩個歷程進行驗證，具備理論所特有的三個源流，發生了不同的政策結果。鑒于此研究從理論所富含的幾個要素和源流整體審視建國來學校體育政策變遷動因。3.1問題源流：客觀因素影響顯著。問題源流的打開為政策變遷提供機會，如社會指標的公布、突發事故、實施政策的反饋、周期性事務等客觀條件都是問題之窗打開的重要因素，通過對學校體育政策變遷的梳理發現。建國初，為了維護新政權意識形態的需要，“對民國學校體育政策進行改造”成為問題源流。建國中后期學校體育工作一直面臨著嚴峻的形式，“基于學校體育自身發展”迫切需要政策的規范與保障，這就打開了政策變遷的問題窗口。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社會局勢相對穩定，學校體育變遷的問題窗口一直都是圍繞“學生體質下降”展開的，問題源流開始趨于穩定。雖然不同的歷史時期出現了不同的問題源流，但是從上可以看出建國來客觀因素成為我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的問題源流。3.2政策源流：精英化決策模式占主導地位。政策源流即方案的制定和修改、專家集團的動向。而制定結果更多的表現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互動。從實踐上來看在建國初期時，民國及解放區學校體育制度的延續與蘇聯學校體育政策模式的引進成為了新中國學校體育政策轉變絕佳的“政策流”。“”中后期至今，由于政治體制深入改革，在以憲法為根基的原則下，打開學校體育法制化進程，中國探索出了一條符合自身情況的學校體育政策體系，成就了“政策流”的出現。政策源流在我國的演變中，利益主體主要以國家意志為主，因此我國的學校體育政策制定過程從總體上還是精英決策模式占主導地位，決策過程更多的表現為精英之間政治折中。3.3政治源流：政治力量構成不均衡。建國初政治源流在于執政黨政策至上理念，以及計劃體制帶動學校體育政策發展。這兩件政治流代表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中后期至今執政黨的執政理念是思想解放、經濟改革與發展，促使“人們對學校體育立法及政策的全面認識”和“人才需求為學校體育政策提供動力”，從而構成政治源流。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一直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制度，學校體育政策發展主流意識形態以我黨的意志為根本，因此我國學校體育政策歷次變遷，鮮明地體現出國家在學校體育領域的主流意識傾向，執政黨的意志成為了關鍵或者決定性因素。致使參與學校體育政策制定中的政治源流單一，政治力量構成不均衡。3.4三條源流的關系：互動明顯，政治流主導政策變遷的實現，最終是“政治”或“問題”源流的緊迫性致使重大事情觸發，從而使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進行有機結合。前文我們分析了兩個歷程中學校體育政策變遷的“政策。窗口”打開的具體情形，三個源流始終充斥著互動，而政治源流因素始終貫穿其中，成為三大源流發展的主要因素。這是由于在我國中央集權體制下賦予了政治精英的主導地位，使政策源流中的參與主體與政治源流中的構成要素關系密切，甚至政策源流的參與主體就是執政黨。并且在我國學校體育政策流中的備選方案通常是在問題源流出現后，才被有針對性地提出，存在因果聯系。國家意志的執政理念，使政治源流貫穿于三條源流的始終，并影響著問題源流和政策源流的走向，體現了政治流為主導的，三源流高互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