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目前，新農合制度主要是以縣為單位統籌實施的，東、中、西地區在籌資水平、統籌補償模式、管理服務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我們應該認識到，在我國現代特有的經濟社會轉型進程中，新農合制度脫離不開各地經濟社會存在差異的現實，在追求快速覆蓋目標下，其制度建設和運行情況必然存在地區差異。長遠來看，在城鄉統籌發展的大趨勢下，城鄉醫療保障的地區差異將不斷縮小，最終實現醫療保障地區間均等化發展。因此，對新農合制度地區差異進行系統研究，不僅有利于完善新農合制度，特別是建立健全長效的籌資機制，也為未來實現醫療保障制度的城鄉一體化提供前期基礎資料。

2新農合制度的簡要回顧和運行情況

2003年試點以來，新農合制度發展迅速，于2008年迅速覆蓋全國，建立了全世界覆蓋人數最多的醫療保障制度。發展已逾十年，新農合由最初的農村居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發展成為目前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基本形式，可以說，新農合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日趨完善，運行平穩。2011年，全國參合人口8．32億，參合率97．48％，實際人均籌資水平246元，省、市、縣和鄉級住院的政策補償比分別達到了45％、55％、70％和80％。新農合制度的實施，老百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主要表現為：（1）籌資水平不斷提高。2004—2011年，全國新農合籌資總額累計5838億元，其中，各級政府投入4719億元。2011年，實際人均籌資水平為246元，比2004年增加了200元。（2）受益水平不斷提高。2004—2011年，住院補償受益面由3．17％增長到8．46％，次均自付住院費用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例由72．31％下降到28．92％，住院政策補償比由2010年的57％增加到2011年的70％。（3）黨和政府得民心。新農合保障了農民的健康權益，體現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理念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彰顯了黨和政府的執政理念。參合農民對公共政策的滿意度提升，對社會認同感增強，對黨和政府的政策認可和擁護，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正如部分學者指出的那樣，新農合制度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效應，這要歸功于基于制度與管理層面的不斷創新，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平臺和管理平臺上，新農合制度框架將不斷完善［2］。由于我國地域廣大，地區發展不平衡，新農合制度發展必然存在地區差異。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對于適應形勢變化，不斷完善新農合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3實證研究

現階段，新農合保障水平主要是由籌資水平決定的，而籌資水平又與地方經濟發展和財政體系有著密切聯系。本文對新農合制度地區差異的研究，既包括籌資機制的考察，也包括新農合保障水平的考察，還包括農戶醫療服務利用水平的分析。研究方法側重于對比分析和統計數理分析，主要內容如下：

1數據統計

根據圖1的數據分析得出，首先是農業物質的費用投入對農業產值的增長有較大的影響，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資金投入始終是農業增產的重要因素，受地域影響較小。然后受地域影響較大的是農業勞動力投入對農業產值的影響，在經濟水平不同的地區，可分配的農業勞動力也不同，欠發達地區經濟實力較弱，并且集中在山區，因此無法依靠土地擴張實現農業的增產，所以勞動力是唯一的增產方式；其次，對于較發達的地區，其可使用的勞動力較多，并且在滿足自給自足的前提下，還能通過打工的方式增加收入，因此加大了地區之間的差異。耕地面積對農業增產的影響不明顯，可分配的耕種面積是有限的，并且受地理環境和開墾條件的影響，較發達地區具有明顯的城市化特征，可利用的土地減少，無法依靠土地增產來實現經濟的發展。最后，在不同發展水平地區的進步率和貢獻率差異較明顯，所以從整體上看湖北的農業發展仍處于粗放型的發展模式。

2湖北省農業技術地區差異現狀總結

（1）基礎建設比較滯后。政府投入的農業建設資金由于各種原因一般都難以及時落實到位，導致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更新較慢，降低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個別組織引導方式不當，使得農業生態環境的整治出現問題；農技推廣體系和農業信息體系不健全，使得農業科技無法創新；農政執法體系和檢驗檢測體系的匱乏導致了農產品質量安全不達標；農產品市場缺乏基礎性的建設，導致抗御自然災難的能力降低，抗風險能力不高；農業內部積累資金轉化率較低，用于農業擴大生產的資金有限；農產品出口規劃與引導力度不夠，與農業生產產業化和農村經濟市場化發展的需求仍有較大的差距。（2）農村人力資源匱乏。目前湖北省農村人口主要呈現老齡化和低素質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到城市去發展，留在農村的都是一些思想比較落后的人員；并且受農村飲食結構、醫療衛生條件的影響，使得湖北省農村人口身體素質較差。并且農村人力資源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方面都與城市有一定的差別，使得農村人力資源的綜合素質比較差。（3）農產品質量較低。農產品的質量受多方面的影響，首先是農業生態環境的影響，各類污水、廢氣使得農作物的生長環境十分惡劣，降低農產品的整體質量。然后是種子、種苗、畜禽的影響，種苗選擇不合理、品種更新進度慢、研發投入低都降低了農業投入的資本質量；最后就是質量安全標準的影響，相關部門缺乏對農產品質量的檢測和監督，使得流入市場的產品質量參差不齊。（4）缺乏規模化的組織。家庭承包責任制充分利用了土地資源，提高了農業人員的積極性，但是卻降低了整體的生產效率，使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因此出現了一些“合作社”，這種方式能夠實現簡單的規?；a，但是這種合作組織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內部治理不規范，限制了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另外這種農業合作組織的規模都比較小，沒有較好的帶動能力，人員的綜合素質不高，缺乏相關的專業性人才。

3湖北省農業技術發展改革建議

（1）抓住新政策的機遇。規?；纳a方式能夠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因此對于產權清晰的資源，可建立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合作社的新農業經營形式，在改善原有農業生產方式低效率的基礎上，融合最新的科技優勢，通過規?；?、全程化、自動化的方式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而且這類較大規模的農業有限公司或股份合作社在數量、土地規模、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等方面，都遠遠超過了傳統小型家庭農場的水平。同時農場管理機制采用公司制以后，可設立董事，將農場工作內容進行細分，結合目前網絡物流等，設立生產部、策劃部、財務部、銷售部、物流配送部、學習與研究部等，對于擴大就業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2）加強對農產品的宏觀調控。開展公司制的農業生產以后，各個部門要盡快建立一套有效協調的農業生產體系，制定各項農產品市場準入標準，加強監督檢測，保證農產品的質量。對主要農產品的供求體系進行調控，使其穩定在平衡狀態，此方面可借鑒德國的做法，德國政府為保障農業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對農業提供了一系列的如投資、貸款、社會保險補貼、債務減免、扶持就業等相關政策支持，并拿出巨資給予幫助，極大緩解了農業改革的壓力。同時對農產品的宏觀調控還能極好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目前已經形成優勢的產業和項目給予支持和保護，促進農村產業的全面協調。（3）農業產品品牌化。從實際情況看，湖北品牌農業發展市場空間比較大，除了城市居民對食品保鮮和安全的關注外，城市消費者對于健康營養的安全食品消費能力也提高了。因此可充分發揮湖北省禽蛋、食用菌、蜂蜜等產品資源，結合現代化的生產技術，開拓市場，建立自己的品牌。加大科研人員的投入，融合傳統農業中的優良工藝和各種歷史文化的承載，賦予品牌生命力，打造國際知名品牌，例如以恩施為中心的山野菜出口基地，主打純天然綠色的食品產業。（4）保護生產改革成果。可通過頒布推行相關政策法規的方式來增強生產改革的嚴肅性，并且能夠排除各種干擾和阻力，借助法律的大環境，能夠順利地推動農業改革，有效避免隨意性和片面性。同時認真處理好人的問題，最大化的保護個人的利益，尤其是在財產分配以及解決事業人員的問題上，更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全面考慮農民和社會的承受力，發掘各行業的就業潛力，創新就業門路，杜絕單項改革引起過大的震蕩，避免不穩定因素形成的阻力。并重點扶持綠色健康產業，大力推廣有機食品、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同時通過相關的技術講座來鞏固改革的成果，利用規模優勢擴大經濟發展。

內容摘要：本文根據2005年我國相關數據，針對地區間保險業發達程度對我國保險業進行層次劃分，進而選取了能夠分別代表各層次的六省市為樣本，通過分析其保險市場發展的差異性，探析我國保險業發展水平地區間的差異狀況。本文橫縱向比較了地區間保險業發展的各項指標差異，深入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最后針對成因分析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

關鍵詞：保費收入保險深度保險密度差異性

自1980年至今，我國保險業經歷了20多年的快速發展期，商業保險分散風險、保障安全方面的職能得到充分發揮，2005年，全國保險業共實現保費收入4927.3億元，同比增長14%，快于同期GDP增長速度。與此同時，我國保險業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也更加明顯，2005年北京市保費收入為497.7億元，保險深度和密度分別為7.4%和3293元，同期貴州省保費收入40.5億元，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分別為2.1%和103.2元。保險業發展的差異性已經引起了保險界普遍重視和反思。本文根據保險業發展的差異層次，選取六省市為樣本分析我國保險業地區差異狀況及其成因。

我國現階段各地區保險業發展狀況及樣本選擇

由表1可以看出，我國各地區保險業發展梯度較大，出現了明顯的層次區分。第一層次包括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遼寧、天津、福建等，保險業發展各項指標優勢明顯；第二層次包括：河北、山西、黑龍江、吉林、湖北、河南、重慶、寧夏、安徽等，保險業發展各項指標居中；第三層包括海南、貴州、青海、西藏、廣西等，保險業發展相對滯后。

本文選取北京、江蘇、河北、湖北、貴州、青海六省市組成樣本，對我國保險業發展結構層次狀況進行代表性分析。

一、我國區域發展介紹

由于我國的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導致東西部的我國的東西部地區的資本形成機制有較大的差異。主導產業及其所決定的結構性質和競爭力，決定著區域經濟的增長質量、增長速度，競爭力和整體優勢，決定著資本配置的效果。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布局繼20世紀80年代沿海發展戰略、90年代末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目前新的區域發展格局正成形成，即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實行東西互動，帶動中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二、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原因

（一）自然條件

我國中西部地區地域遼闊，國土面積占全國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區占60％，這種相對惡劣的自然條件，直接導致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性。而中西部的地形是屬于則封閉式的，其地理環境比較復雜，生存條件差，氣候也比較差，并且其離亞太區域的經濟中心更是比較的遠，所以說，光有豐富的資源，但由于自身的原因，難以招來外資，是沒有辦法形成生產力的。

（二）歷史因素

內容提要許多人對一些發達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感興趣，卻很少有人對西部地區什么時候能夠趕上東部地區的時間表進行研究。本文試圖用數據把東西部地區在人均GDP上的差距轉化為時間和速度上的差距，并對西部追趕東部所需要的時間和速度進行量化分析。需要說明的是，東西部之間的差距并不僅僅表現在人均GDP方面，甚至還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方面，但無論如何人均GDP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之一。因為文章篇幅的緣故，本文只把人均GDP作為研究對象來分析。

關鍵詞西部追趕速度人均GDP

一、東西部地區差距正在縮??？

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副主任李子彬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已由1999年的1.5個百分點縮小到2002年的0.6個百分點，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差距正在縮小?！霸鲩L速度的差距正在縮小”和“地區差距正在縮小”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觀念，而許多媒體在報道這條消息的時候卻稱：李子彬說，我國東西部地區差距正在縮小。這種不合實際情況的“誤報導”，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些學者“西部開發十年可成”的預言。應該說，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差距正在縮小，這是西部開發戰略實施以來所出現的令人鼓舞的現象。但如果據此就認為西部的發展速度將很快趕上和超過東部還為時尚早，還不能做出這種發展趨勢能夠長期保持的結論，那些“地區差距正在縮小”的宣傳則更是不負責任。

西部開發戰略實施以來，通過投資和項目安排等一系列政策傾斜，有效地遏制了整個西部和東部差異的拉大，這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但細心的人不難發現，目前經濟最發達之地有三個主要地區，一是南方的珠三角，這里是中國最大的加工出口及三資企業基地。二是華東的長三角，這里是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區域，工農業及科技實力雄厚，更是當前外貿及外商投資增長重點。三是京津冀北地區，這里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北方經濟、運輸中心，科研資源更居全國首位。上述三大經濟發展帶從南至北分布于東部沿海，有較高的發展水平及速度。入世后其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不同程度的躍升，他們以較好的政府治理效率，較高的人力資源素質，較優越的自然環境和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為入世后加速增長的贏家。

相關的統計數據顯示，盡管2003年我國經濟受到“非典”的較大影響，特別是華南和華北地區的影響更為嚴重，但全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達到9.1%，受影響最為嚴重的東部地區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長優勢。東中西三大地帶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分別為12.7%、10.6%和10.8%，中、西部地區GDP增長基本在同一水平上，西部地區增速快于中部地區0.2個百分點，與中部地區的差距在逐步地縮小，但東、西部地區GDP增長速度又有了擴大的趨勢，從2002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03年的1.9個百分點。

一、問題的所在

在過去十多年里，中國農村工業的高速增長改變了農村的社會和經濟面貌，而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對收入分布具有重要影響已成為共識。大部分研究結果認為，相對于農業收入而言，非農業收入的分布較為不均勻。而且，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在從總體上改善農民收入的同時，加劇了農民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在貧困地區。

既有的研究成果論證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例如唐平，1995；趙人偉等，1997；Rozelle，1996：ChenandFleisher，1996；李實等，1998；陳宗勝等，1999；萬廣華，1998）。有學者認為，收入分配不僅僅表現為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它同時又是影響甚至于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變量（李實等，1998）。可是，收入分配及其變化更多地表現為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說，制度變化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構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變化的直接和間接決定因素（李實、趙人偉，1999）。因此，筆者認為，如果中國農村收入分配出現不平等度擴大的結果，那無疑是制度變遷和經濟政策在執行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問題，或現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著缺陷。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和地區差異，以及農村非農收入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和作用進行認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涉及的問題有：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布的現狀和特征如何，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國各?。▍^、市）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現狀、特征和變動趨勢是什么，等等。

二、文獻回顧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如果國家間收入差別是由各國資源的初始稟賦不同所造成的，那么，隨著各國經濟向平衡增長路徑收斂，這些差別會逐漸消失。換言之，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與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負相關關系，隨著經濟增長的趨同，落后地區最終將趕上發達地區（Barro，1998）。但是，也有學者對超過100個包括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并不存在一種普遍的絕對趨同現象（Ben-David，1998）。林毅夫等（1998）認為，改革以來中國的地區發展差異，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三類地區之間。蔡昉等（2000）的研究結果也表明，中國在改革以來的地區經濟發展中，不存在普遍的趨同現象，卻形成了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趨同“俱樂部”。同時，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中存在著有條件趨同。

一、物流生產函數的建立與估計

（一）物流生產函數

本文中的物流生產函數是指中國物流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宏觀技術關系。由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技術進步給收入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帶來的效應分化而引發的技術進步中性與非中性的爭論，使得生產函數相應地分為中性生產函數和非中性生產函數。由于中性技術進步使得某個經濟變量在一規定環境下保持不變﹙比如，當生產要素資本和勞動的比例不變時，兩者在技術進步前后邊際替代率保持不變的?？怂怪行约夹g進步﹚，在衡量一個經濟系統的技術進步及對某產業進行宏觀研究時，做出中性技術進步的假設會使分析問題的難度大大降低，因此中性生產函數在現有文獻中使用得較為普遍。但考慮到中性技術進步的強假設性，本文在物流生產函數的實際估計模型中同時采用了中性技術進步和偏向技術進步兩種生產函數形式。我們以全國及各地區物流業生產總值為物流業產出指標，以全國及各地區物流業資本存量與勞動作為物流業資源要素的投入指標。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借鑒Denison﹙1985﹚的方法，把勞動投入分為數量和質量兩個構成部分，其中勞動力人數作為勞動的數量部分。在Denison的方法中將教育作為構成勞動質量的部分，即人力資本水平。教育程度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反映。由于目前中國的所有統計資料中，尚未發現專門針對物流行業的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全國或區域數據，因此，本文采用全國及地區物流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占行業全部就業人員比重這個指標來衡量全國及各地區用于物流生產的人力資本水平。綜上，在考慮了行業人力資本水平的基礎上，本文使用如下假定的物流生產函數模型：Y=F﹙K，L，h，A﹚上式中：Y表示物流產出；K表示物流業物質資本；L表示物流業勞動力人數；h表示行業人力資本水平；A代表技術狀態，如果描述為動態形式，則有A=A﹙t﹚，且dA/dt>0，t代表時間。對于物流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盡管超越對數函數無需固定替代彈性，但估計中較容易產生多重共線性的問題，因此我們仍使用經典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由于本文僅是通過全國及分省相關物流產業的樣例對中國物流業的全效率生產前沿面進行估計，所以在生產函數中并未考慮物流生產中投入與產出之間存在的技術非效率效應。此外，為了進一步探究人力資本在物流產業中的促進作用，本文將人力資本水平分量作為生產要素引入模型，以便考察它的物流產出作用。我們設定如下形式的物流生產函數：Y=A﹙t﹚KαLβhγ﹙1﹚其中，α、β、γ分別為相應生產要素的物流產出彈性。值得指出的是，根據Miller和Upadhyay﹙2002﹚的建議，生產函數﹙1﹚放棄規模彈性為1的假設，當要素彈性之和小于、等于或大于1時，物流增長表現為規模報酬遞減、不變或遞增。

（二）計量模型及數據說明

在實際計量模型中，我們采用兩種生產函數形式進行估計。中性技術進步的CobbDouglas物流生產函數表示為：lnYit=α0+α1lnKit+β1lnLit+γ1lnhit+α3t+α4t2+μit﹙2﹚此外，考慮偏向技術進步的CobbDouglas物流生產函數為：lnYit=β0+α2lnKit+β2lnLit+γ2lnhit+β3tlnKit+β4tlnLit+β5tlnhit+β6t+β7t2+μit﹙3﹚其中：Yit表示物流業產出；Kit、Lit、hit分別表示物流業的物質資本存量、勞動力人數、人力資本水平；αm、βn﹙m=0~4；n=0~7﹚為待估參數；μit為隨機誤差項，假定其服從零均值、不變方差的正態分布，即μit~N﹙0，σ2μ﹚；i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但換一種說法，它也是代表某個技術狀態的指數，表示生產函數對應的技術水平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進步，模型中t取值1~12，代表2000—2011年。本文以各省市地區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生產總值為物流業產出指標，以各省市地區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社會固定資產存量、勞動從業人數及產業人力資本水平作為投入指標，對2000—2011年中國及各地區物流生產前沿面進行估計。本文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物流年鑒》、各地方統計年鑒及中經網，并對相關數據進行了整理。我們選取2000—2011年的省級水平面板數據，在中國大陸31個省區中，因西藏數據統計不全，予以中剔除，最終30個省區共12年的數據進入樣本，共計360個觀測值。由于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文中使用各省市地區相應年份的價格指數對當年的名義值進行平減。對于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生產總值及其社會固定資產存量，由于統計年鑒中沒有細分的行業價格指數，本文采用各地區當年物價指數和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分別對上述兩個指標進行平減，得到以2000年為不變價格的實際值。對于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社會固定資產存量的計算，一般采用永續盤存法，其基本公式為：Kit=Iit+﹙1τ﹚Ii，t1﹙4﹚其中：K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以基期不變價格表示的物流業資本存量；I表示以基期不變價格表示的物流業固定資產投資；τ為折舊率。在使用永續盤存法時主要涉及基期資本數量的計算和折舊率的選擇。原則上講，在利用永續盤存估算資本存量時，式﹙4﹚中的τ應該是重置率，但由于中國目前尚不具備對社會固定資產進行重估的基礎，所以在實際計算中采用統一的固定資產折舊率來代替重置率。本文將固定資產折舊率τ設定為12.1%①。對于基期的物流資本存量的計算，參考歐陽小迅、黃福華﹙2010﹚的做法②，在計算出基期物流資本存量后，即可利用式﹙4﹚計算出以2000年為基期的2001—2011歷年的物流資本存量。關于全國及各區域③相關變量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三）估計結果

衛生公平理念從人權和倫理的角度出發,強調了衛生資源配置均等化和個體獲得健康機會公平性的統一,即均等化的衛生資源能夠按照社會個體的需要進行合理配置和利用,以實現醫療衛生服務基于倫理主義的公平與公正。在相關研究中,衛生公平通常被界定為由衛生籌資公平、衛生服務供給公平、衛生服務利用公平、健康公平等要素構成的價值理念系統,形成了兩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等不同研究范式。[1]不同研究范式雖然有所側重,但都一致認同衛生公平是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核心倫理價值,是衛生經濟政策制訂、實施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以浙江農村為背景,考察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內部、區域性的衛生公平差異,揭示其問題根源,為推進衛生經濟決策優化,促進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提升農村內部衛生公平性水平提供依據和啟示。

1調研指標與樣本分布

調研立足于衛生公平價值理念系統的四要素,結合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基本內容,選取了農民對醫療衛生服務滿意度、公共衛生項目覆蓋率、基層衛生資源利用率、醫療衛生服務地區差異、新農合實施效果等指標,作為考察的變量,以揭示浙江農村區域性衛生公平差異。調研運用了5點級的“語義差別滿意量表”來測評浙江農民對各項指標的滿意度,以此作為差異分析和對策優化的切入點。在樣本選取上,考慮到各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調研以2008年浙江人均GDP(42214元)為標準,將全省11市分為1~4類地區(1類地區含杭州、寧波市;2類地區含紹興、舟山、嘉興市;3類地區含湖州、臺州、金華、溫州市;4類地區含衢州、麗水市),運用整群抽樣的方法,共抽取36個縣(市、區),發放問卷1440份,回收有效問卷1038份,有效率為72.1%。

2數據統計與問題分析

2.1農村基層衛生資源相對不足,農民總體滿意度較低自2003年以來,浙江通過調整和優化農村衛生資源布局結構,逐步完善了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截至2007年底,全省有鄉鎮衛生院1671個,衛生人員5.4萬人,農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106個,農村社區衛生服務站(室)6319個,社區責任醫生3.1萬人,農村基層衛生設施和服務能力不斷得到提升。[2]但是,相對于全國以及東部地區平均水平而言,浙江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較為薄弱:鄉鎮每千人醫院數為0.04、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數為0.17、社區責任醫生數為0.91,村級醫療資源及水平更為有限。調查顯示,農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滿意率僅為13.2%(見表1)。分地區而言,嘉興、紹興、舟山、湖州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滿意度較高,衢州、麗水、寧波、臺州地區次之,杭州、溫州、金華地區較低。受經濟發展程度影響,1、2類地區農民預期購買醫療服務的可能性顯著高于3、4類地區。2類地區農民對“醫療費用”、“醫療技術”、“醫療服務態度”等指標的滿意率均居全省后列,其中,農村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和使用質量矛盾較為突出。3類地區醫療費用最低,與該地區“應就醫而未就醫”比重較高相關。4類地區的醫療可得性受交通不便、耗時較長等因素影響十分顯著。此外,造成2、4類地區滿意率急降的原因在于部分地區的異常偏離,如2類地區中的紹興、舟山和4類地區中的麗水,上述地區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在公共衛生服務領域,浙江農村三大類12項公共衛生項目達標率為91.2%,縣、鄉(鎮)級衛生監督網絡逐步完善。調查顯示,農民對農村社區衛生服務、社區責任醫生的滿意率為72.6%和78.2%。其中,除2類地區的兩項指標均高于全省均值2.8和3.4個百分點外,其他地區指標均低于全省均值,尤其是3類地區兩項指標落后于全省均值1.0和2.1個百分點,為全省滿意率最低的地區。在公共衛生服務項目中,農民基本衛生常識知曉率為71.6%,2類、1類地區分別高于全省均值2.3和1.0個百分點,3類、4類地區則低于全省均值1.3和1.8個百分點;農民健康檔案建檔率為81.3%,1、4類地區高于全省均值3.1和1.0個百分點,而2、3類地區則落后0.2和1.9個百分點;全省60歲以上老人體檢建檔率為82.9%,1類地區高于全省均值0.7個百分點,而2、3、4類地區分別落后0.4、0.1和0.1個百分點。此外,農民對公共環境衛生的滿意率為24.1%,主要問題集中在污水亂排(64.2%)、垃圾亂扔(61.3%)、飲水不衛生(28.7%)等領域。分地區而言,1~4類地區分別為26.3%、25.9%、22.8%、22.6%,呈明顯的梯度特征。

2.2農民就醫習慣不夠理性,基層衛生資源利用率有待提升調查顯示,農民應就醫而未就醫比例為59.4%。其中,2類地區農民選擇“小病不治”、“自己買藥”方式的比重最高,就醫可能性最低;1類地區農民主動就醫率最高,3類地區最低;4類地區農民因醫藥費用過高而放棄對大病治療的比重為全省均值的2.9倍,突顯了醫療救助在該類地區的“網底”功能有待強化(見表2)。在就診地選擇上,農民患“一般病”時,選擇縣(市、區)醫院就診率偏高,一方面增加縣市級醫療機構醫療負擔和農民醫療支出,另一方面導致鄉鎮及以下醫療機構業務量下降,影響基層衛生資源運轉和發展,抑制農民就醫可能性。分地區而言,1類地區農民選擇縣市級醫院的比例高于全省均值4.5個百分點,而4類地區則低于全省均值7.1個百分點。受各類地區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影響,寧波、紹興、舟山、溫州四地的常見病患者在鄉鎮及以下醫療機構就診比例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衡量指標、方法與數據；中國各地區財力差異的變化；地區間財力差異的分解；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準確地反映了地方可以用于安排一般預算支出的可用財力、分析時段的數據選擇2001年以來人均財力的差異、基尼系數是衡量財力差異的重要指標,它可以采用分組和不分組兩種方法來計算、離差系數反映了各地區人均財力的離散程度、中國各地區間財力差異的絕對值和相對水平變化、中國地帶之間財力差異的絕對值和相對水平變化、中國各地區之間人均財力差異的變遷、地區間財力差異分解的計量模型、實證分析結果等，具體請詳見。

近年來,隨著中國各地區財政收入快速的增長,地方財力也不斷增強。2001-2007年,中國各地區人均財力由866元迅速提高到2587元,年均增長20.1%,遠遠高于同期GDP增長速度。然而,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各地區財力增長帶有明顯的不平衡性,財力差異仍然很大,這種差異反映在地帶間財力差異和省際之間財力差異。因此,單純研究某一方面的地區差異很難反映出中國地區財力差異。本文將選擇人均財力作為主要指標,利用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和離差系數來綜合衡量中國省際之間財力差異。在此基礎上,運用錫爾(Theil)系數對中國地區間財力差異進行分解,以探尋地帶間差異和省際差異。

一、衡量指標、方法與數據

本文將人均財力作為衡量地區間財力差異的指標,它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地方可以用于安排一般預算支出的可用財力。有關數據來自于財政部編寫的《中國財政年鑒》(2002-2008)、財政部預算司地方處編寫的《地方財政運行分析》(2001-2007)和河北省財政廳國庫處編寫的《河北省財政統計資料》(2001-2007)。

分析時段的數據選擇2001年以來人均財力的差異。本文分析的地域范圍包括全部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但不含臺灣省),其中,按照財政部地域分類方法,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等9省市;中部地區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10省市;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2省(直轄市、自治區)。

本文使用變異系數等國內學術界普遍采用的方法來衡量地區之間財力差異,同時還采用了基尼系數和離差系數進一步驗證各地區財力差異的變遷。在分析影響財力差異的因素時采用了錫爾系數。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問題的提出；分析方法和數據說明；實證分析；討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服務業產出在最初形態上具有非實物性質、政府對于公共服務部門的投入會不斷加大、分析方法、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差異存在趨同的現象、數據來源說明、采用變異系數考察的中國服務業增長在城市地區和市區兩個層面上的趨同模式十分相似、2003年以前服務業增長的差異都大于國民經濟增長的差異、地域范圍主要為工業發展中高水平的東部地區和省會城市、城市是區域經濟增長的核心,區域是城市經濟增長的基礎、各城市的市區都是歷史上或現代交通樞紐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借助趨同分析的標準方法,就210個地級及其以上城市服務業增長趨同情況展開討論。實證結果表明,城市服務業增長存在σ趨同和β趨同;城市的市區層面服務業增長有明顯領先于城市的地區層面增長的現象。進而對服務業增長地域特征的研究發現,服務業在一個更加廣泛的地域范圍內存在顯著的均衡增長特征,對于整體國民經濟增長差距擴大具有減緩趨勢。

關鍵詞:城市;服務業;趨同;地區差距

一、問題的提出

自Baumol[1]基于Maddison數據采用趨同分析方法發現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存在趨同趨勢之后,學者們基本采用相似的方法對地區差異演變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我國學者也借用這一方法對經濟增長差異問題做了大量研究[2~4],但綜合來看,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僅在國民經濟整體層面上展開,或是沿著地區差異演變趨同機制和趨同工具箱的拓展兩個方向發展,而忽視了對于地區差異演變產業層面的分析,而服務業與工業的產業特性又是截然不同的。

一般來說,服務業產出在最初形態上具有非實物性質,其生產和消費幾乎同時發生,并且具有難以儲存、難以運輸等特點,即服務業的消費和生產環節通常是聯系在一起的,某一個地區消費的服務多傾向于在區域內或周邊生產和購買,因此服務業發展規模與當地的人口規模大致會維持在一定的比例,這與工業產品差別較大[5]。由于工業產品的實物性質,使得工業產品能夠以較低廉的成本遠距離運輸和較長時間儲存,所以工業產品的生產地一般并不需要大量消費者的積聚,因此工業生產更注重的是生產條件的適宜性,如勞動力、土地成本等,在具有適宜條件的地區,工業增長表現出高度的地區積聚特征,并且具有自我加強趨勢。